成人善事，其功更倍；
动人善愿，其量无涯。
9月13日，国家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届“中华慈善奖”颁奖大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许家印连续第8次捧起这一慈善领域的国家最高奖。
商业向左，慈善向右，两个看似违和的身份，许家印等众多企业家如何游刃其间、自由切换，乃至赋予了企业家身份更多的内涵与意义？答案也许是，这两个身份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可以彼此成就。电影《蜘蛛侠》中有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重”。“许式慈善”的更大意义在于，企业家在这个伟大新时代有了更大更好的平台去实现社会价值，慈善的最好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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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比尔·盖茨一度觉得，一边考虑盈利一边考虑慈善事业，这很分裂。但是母亲的病危让他改变了这一想法，因为很多人可能等不起。相比而言，中国的企业家做慈善不会这么纠结，因为传统里自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基因和情怀。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界的大佬，触发许家印做慈善的初心也许源于自己贫困的成长经历。恢复高考后，靠着国家每个月14元的助学金，许家印才读完了大学。因此，除了这种“吾貌虽瘦、必肥天下”的情怀外，年轻时的个人际遇也是许家印日后把慈善当作“主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家印做慈善没有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选择了结对帮扶一个贫困县（贵州大方县），进而扩展到一个城市（大方县所在的毕节市），乃至于更大的扶贫版图（将贵州扶贫经验复制到广东、陕西等地）。
有人评价，在40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民营企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推动社会整体财富增加，做大“一次分配”时的蛋糕；依法纳税，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时实施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在“三次分配”领域积极参与以扶贫为主的公益慈善事业。
显而易见，以许家印为代表，越来越多的的企业家正在推动着第三次分配，致力于为平凡人搭一架向上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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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家，许家印是成功的：带领恒大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不断进击，以460.19亿美元的营收排名230位，成功实现“三连跳”，为恒大帝国掌舵人的许家印作居功至伟。作为慈善家，他也是夺目的：在福布斯杂志发布2018中国慈善榜上，他以42.1亿的捐赠额位列首善，一人捐赠金额就占了榜单总额的四分之一。如果说世界500强榜单，是对企业跨越式发展的见证；那么福布斯慈善榜，则是对企业和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
不过，这两种身份，似乎天然呈现出一种“反差”：一方面，许家印是利润为先、兢兢业业的企业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服务民生、推动社会建设的慈善人。事实上，一个好的企业家容易成为一个好的慈善家，但反之则不然。因为慈善公益需要持续的投入，对效率、收益尤为仰仗，而这无疑是深谙商业操作模式的企业家所擅长的。也正因如此，坊间才有观点说，商业是最好的慈善。
知乎上介绍过这么一个故事：两位义工一起去非洲卢旺达做公益，A想直接拿东西给黑人男孩，却被B呵斥。后者对小男孩说，车上有很多东西，能帮忙搬下来吗？我们会付报酬。又有不少孩子跑来，义工说了相同的话。其中一个尝试从车上往下搬了一桶饼干。义工奖给他一床棉被和一桶饼干，并说：“这是奖励，其他人愿意一起干吗？”话毕，孩子们一拥而上，帮忙卸货。自然，每个孩子都得到了一份救济品。
最后又来了一个孩子，卡车上已经没货可搬，B请他唱了一首歌歌，同样给了他一份物品。晚上，B对A道歉：“对不起，但你知道吗？这里的孩子贫穷，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就可以不劳而获，因而更加贫穷，这就是你的错了！”
是的，世上没有不劳而获，贫穷也不是理由。以劳务易物品，这是商品社会简单的交换规则，也是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底层经济规律。
恒大精准扶贫毕节的许多细节正体现这一点：搬迁扶贫配以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产业扶贫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机连接，打造供产销一条龙；就业扶贫更是授人以渔，组织劳动力进行就业培训从而上岗，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许家印和恒大以其最擅长的商业头脑，让扶贫从“输血”变为“造血”。
被誉为“战略性慈善之父”的约翰·洛克菲勒曾说，“我不会随便给人一点点好处，除非我能保证这是我花这笔钱的最好方式”。话或许有点刺眼，但话糙理不糙，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真相是：草率花钱是慈善的业余水平。当中国的企业家做慈善，越来越不满足于把支票捐出去，而是亲力亲为，追求效益，这也一定程度上了昭示了更多企业家向慈善人的靠拢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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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看，企业家做慈善的态度分两种，一种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另一种则很低调，许家印正属于后者，除了在国家民政部发布颁奖消息的过程中得到一些相关的资讯之外，几乎看不到相关的信息，这能看出，许家印做慈善很纯粹，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心和初衷，而非把慈善看成了一种交换的工具。
当然，企业家做慈善的态度有高调、低调之分，但却没有高下之判。如果有的话，那也在于对慈善的专注度和专业性上。与初期的粗放式慈善不同，真心做慈善的企业家不再满足于大水漫灌式的捐赠，而是逐渐有了产品化思维，注重品控和非必要成本的削减，重视项目的高质量输出。
今年与许家印一同获评“中华慈善奖”的曹德旺2010年曾干过这么一件事，当年，我国西南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旱灾，为救助西南旱灾贫困地区的同胞，曹德旺携儿子曹晖捐款2亿元，经派出专业调研团队，对项目可行性和成本进行评估后，最终决定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用于支持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五省区市受灾贫困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恢复。
抛开前期调研、评估不算，曹德旺还在捐赠合同中明确，扶贫基金会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10万农户手中，而且管理费不超过3%，而不是国家规定的10%，他本人将组织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督。此外，项目差错率不得超过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30倍罚款。若在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这个项目也因此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
毫无疑问，曹德旺的这一捐款项目称得上“苛刻”之名，与之相比，许家印及其治下的恒大结对帮扶贵州大方县、乃至整个毕节市，虽然没有被冠上苛刻之名，但从对捐赠者的投入程度来看，后者有过之无不及。毕竟，恒大不仅投入110个亿，而且派出了高达2000多人的扶贫团队。
若换了别家，试问谁还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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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让受益者独立，慈善有害的”。是的，慈善不仅要给予，而且还要让给予最有价值，显得最聪明。
就此而言，恒大选择扶贫作为慈善的主攻方向，无疑具有战略眼光。
说到慈善，众人都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怎样才是“授人以渔”最高级别的打开方式？很多人并不知道。又或者说，有部分人知道，但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实在太大，他们没有能力去践行。幸运的是，还有许家印和恒大等一些企业家和企业，不仅不缺认知，更不缺将这份认知化为行动的决心和勇气。
众所周知，慈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扶贫是慈善的终极价值之一，扶贫所扶的不仅是经济贫困，更有能力贫困、观念贫困。以产业扶贫为基础解决经济困厄问题，以教育扶贫等为拓展，打破能力思维贫困，解决人才、发展、后劲问题，可以说恒大扶贫路径，既切中了当下“近忧”，又有着眼长远的未雨绸缪。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恒大已向贵州毕节投入扶贫资金60亿元（未来还有50亿元），建设50个新农村、12个移民社区，从大山深处搬出5.2万贫困户，从大山深处移民出22.18万贫困群众；为毕节全市七县三区的贫困群众建设6万多栋蔬菜大棚，90多万亩中草药、经果林和蔬菜瓜果大田基地，建设447个肉牛养殖基地，调配、改良了60多万头基础母牛，为各个产业引进了79家上下游龙头企业，解决8万多人就地就业，打造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蔬菜瓜果基地和肉牛养殖基地······ “毕节不脱贫，恒大不收兵”的企业扶贫目标，“全面小康路上，一个老乡都不能掉队”的国家情怀，两者遥相呼应，彼此咬合。
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确定为三大攻坚战，恒大选择将帮扶大方县这一“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贫困县，继而“不嫌事大”请缨扶贫整个毕节市，无疑体现了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的不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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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作为民营企业，许家印和恒大选择结队帮扶毕节市，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更多地体现了内心的一种使命感召和赤子情怀。
不过，将这一企业的自发行动置于脱贫攻坚战这一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考量，还是极具样本价值。毕竟，选择做慈善的企业不少，但如恒大这般将扶贫作为主业，真金白银投入之余，还派遣专业团队亲自负责，全流程参与，如此这般实属罕见。
而一定程度上，作为广东本土优秀企业代表，恒大在全国范围内为广东等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恒大样本”和“恒大方案”。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17年底，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60%、解决就业超过80%、纳税超过50%。如何更好分配利润，无疑是一个时代命题。
钱是一个最独立、最没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怎么有价值地花钱，确实一个人（企业）应该思考的事情。
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谚也云，真正的伦理性是出于对全体人类生命的爱护与拯救，这些都给人以启示。把视野置于国内，在挣钱之余“花钱”社会建设，恒大等企业深度参与扶贫攻坚，以此绵厚社会资本、重建社会生态，无疑是一种大智慧和大勇气。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当企业慈善超越血缘、宗族为纽带的差序格局，开始和政府力量携手互动，致力于让每个人过上有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一个慈善的最好时代正迎面走来。我们深信，这是国之幸事，更是民之幸事！
作者：胡戈
本文来源：网易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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