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小城房产腾挪族：基建飞快推进 置换愈加困难

（原标题：内蒙古小城的房产腾挪族）

春节，是返乡的节日。暂时抛开大城市的忙碌生活，本报记者从各自工作岗位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的同时，他们见证了家乡的变化，为读者带来返乡笔记。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的家乡经历着新旧格局转换，阵痛与希望并存。每个家乡都似中国的缩影，在这里，我们看到小家之变，更看到中国之变。

导读

房产腾挪族的出现并不难于理解：不少家庭的子女毕业后选择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生活，对住房有着明确需求；且在资产荒+通胀预期的大背景下，除了房地产外，大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刚刚过去的2016年，北上广深等大中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备受关注，而在我所生长的这座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小城，似乎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

而与京沪等地的人们在讨论如何选购学区房、如何加杠杆等话题不太一样，大家所热衷讨论的，是如何将手头持有的不止一套的房产尽快变现，并将变现资金“腾挪”至一二线城市进行房产的购买或投资。

房产腾挪族

闻乐（化名）就是房产腾挪族的典型代表。前几年，他将这里持有的多套房产悉数卖出到仅剩两套，在限购令的阻拦下，他选择在北京周边的燕郊投资了一套房产，如今，其单价已从最初购买时的12000元上涨了一倍还多。

相似的财富效应不断涌现，加剧了人们在城市梯队间腾挪房产的意愿。去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再次大涨，也让这里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将“京沪永远涨”奉为真理。

房产腾挪的方式多种多样。2015年以来，当地实施的一些宽松政策也加速了资产向一二线城市的转移。例如2015年6月公积金新政实施后。当地部门允许居民进行公积金贷款，来帮助其子女在工作所在地购买住房，且不限城市范围。

这项政策的帮助下，一些购房者能够突破首付比例，在大城市购房。2016年初，连峰（化名）在北京东五环购房时，其父母就提取了40万元的公积金，帮助其补足了，让其原本120万元的首付降低至80万元。

房产腾挪族的出现并不难于理解：不少家庭的子女毕业后选择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生活，对住房有着明确需求；且在资产荒+通胀预期的大背景下，除了房地产外，大家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因此对一些家庭而言，仅仅在大城市拥有一套房产是远远不足的——一来可以投资，二来可以用来养老，离子女更近。

例如闻乐在燕郊购买的住房，正是其在北京及周边购买的第二套房产。“两代人在一起住肯定不现实，也不方便，这套房（燕郊）买了可以自己住，自己不住也可以租出去，就当投资了。”闻乐解释说。

置换愈加困难

人们进军一线房产的主要筹码，正是他们持有的存量房产。

事实上，像闻乐一样在这里原本拥有不止一套住房的腾挪者在这座城市并不少见。自新世纪以来的住房市场化改革起，伴随着当地公共部门、企业兴建职工住房、筹建政府新区等活动，许多家庭主动或被动的持有了当地的多套房产。

但至少在五年前，这里的房价就停止了上涨。在“大家一起卖房置换”的大势下，严重的卖盘抛压，却让这里的房产交易面临流动性问题。

“我要把剩下的两套再卖出去一套，挂了一年多，却始终没有卖掉，打电话的也没有。”闻乐坦言。“我现在卖房仅仅是为套现，已经不是为了置换，因为我觉得小城市的房价还要往下落。”

虽然如此，但也不乏有少部分人成功的卖掉自己的房子，拥有了少许在大中城市择房的资金筹码。

“当时能卖掉是因为买家看重离学校近的优势，所以80多（平）米的面积价格都卖到了40万上下。”2016年下半年，成功卖掉两套住房的叶宁（化名）表示，“我卖掉之后打算加些钱再看看一二线城市的机会。”

然而在2016年的涨价下，留给叶宁选择余地已然有限。

在这座小城，一套常规公寓住房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元，而如今北京五环周边一套面积相当的住房起价就在500万上下，以30%的首付计算，至少用卖掉3-4套住房的资金才能交足一套北京五环房产的首付。

对于叶宁来说，高涨的房价和限购措施制约下，在北京购买住房显然已经不再现实。但其仍然有两个选择，一是在一线城市周边进行投资，二是购买单价较低、且不限购的商住房。

叶宁最终选择了后者。“都说北京中心要东移，所以我比较看好北京周边的（住房）投资机会。”叶宁说。“但现在2-3万的价格确实有些高了，我目前也在观望。”叶宁说。

飞快推进的基建

与住房资产腾挪同步发生的，是人口外流、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足以及逆流而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接近公共部门人士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地的人口较往年再度出现锐减。东北地区特有的高城市化率禀赋和少子化现象，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学习、工作，仍然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外出打工，是因为当地缺乏能够提供足够多优质就业岗位的企业。因此这里最具社会认同感的就业机会，只有公务员与国企员工。

人口的外流，也让近年来飞快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变得尴尬。例如上一届自治区政府主抓的“十个全覆盖”工程加速推进，曾将基本公共建设延伸至十分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这项工程耗资巨大，甚至一度让地方财政面临吃紧的状态。

然而，将公共设施建设延伸到诸多偏远旗县，在人口日渐稀少的周期下，而那些铺好的光纤电缆是否真的被这些地区所需要，仍然要被画上一个问号。

2016年中，伴随着自治区主要领导的更迭，“十个全覆盖”工程的推进也悄然放缓；但是，修至中途的道路，盖到一半的建筑却仍需要后期资金来维续。

“我们这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房子、路灯、广场和办公楼？”不止一位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如此感慨。

事实上，这幅图景看上去格外矛盾：一边是居民住房投资从当地向大中城市及周边的腾挪下的人口外流；一边则是仍在持续依赖垫款、融资维系的地方基建和日渐艰辛的企业环境。

而在未来，这些基础设施能否被有效运用，土地财政无力后的政府债务如何补足，而人口锐减和经济增长需求的矛盾如何化解，对这座内蒙小城来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