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居民在住房支出过高 挤压了居民消费基金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长期视角下，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未恢复到历史水平。中国消费驱动的前景依赖于中国储蓄率的下降，而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虽然近年来国内总储蓄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远低于投资增速下滑。

未来几年必须高度关注中国投资增速变化与国民储蓄增速的匹配性，切忌简单认为，为了转变中国经济结构就要快速降低投资率以增加消费率，只有通过降低储蓄率，提升消费率才能降低投资率。在外部贸易顺差率相对稳定、财政赤字率难以持续上升的新常态新阶段中，计划性投资增速下滑的幅度超过国民储蓄增速的下降幅度，很容易引发宏观供求的不平衡，导致第二次产能过剩和被动存活投资的上升。事实上，降低投资率并不能增加消费率，特别是在宏观平衡被打破之后，投资率的下降会引起消费率的下降，使被动存货和过剩产能上升。

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六大原因

一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消费不足。

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收入比重降低。

三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发展，居民在住房投资上的支出过高，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基金。

四是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不合理，留存利润比例过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分红严重不足，导致企业储蓄率过高。从国际比较上看，企业储蓄过高是导致我国储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是中高端消费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升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降低大众消费的同时，符合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中高端消费又得不到满足，这进一步降低了总体消费水平。

六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滞后，一方面导致广义的政府储蓄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又造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保支出不足而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

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因此，“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就消费刺激消费，而必须从更宏观和更动态的视角来考虑消费促进。

第一，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可以考虑出台与扶贫补贴战略相对应的中高端消费促进战略。积极适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到29.3%后（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中国居民日益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中高端消费需求。

第二，大力控制房价，多渠道和多主体提供房地产供给，全面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减少居民收入在房地产领域中的过度支出，从而减少居民刚性住房性储蓄的水平，释放收入用于消费。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加速民生建设，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审慎性储蓄的水平，从而提升消费率。

第四，加大各类企业红利的分配，特别是国有企业利润的红利分配，防止企业利润自动转化为投资基金，使企业储蓄大大挤占消费基金。

第五，积极转换政府职能，使目前政府在各类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建设。

第六，加强消费市场监管，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改善消费市场环境。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对于消费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然而由于市场监管的缺位，消费市场仍然充斥着大量低质产品，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前几年奶制品行业污染事件对消费者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仍在持续，而近期频频暴露的幼儿园虐待儿童事件，无疑都会对消费者心理和相关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来应着重在健康、医疗、幼儿教育等新型消费领域，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大不良经营企业的惩处力度、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形成安心的消费市场环境。

第七，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随着中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城镇化率接近60%，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与人力资本提高相关的消费升级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力量。然而目前，中国用于科教文卫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足25%，显著低于美国45%和韩国35%左右的水平。未来应进一步开放和培育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消费市场，提升消费水平。

第八，利用消费税减免等相关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并积极引导资源向新型消费领域配置。鼓励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产品、新市场、新业态发展，提升消费规模和消费品质。

（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宏观经济专家；刘晓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