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探寻40年城市崛起成功密码

（原标题：中国城市竞争力年度报告发布 探寻40年城市崛起六大成功密码）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城镇数量快速增长与规模急剧扩张并存，城市人口惊人聚集与城市社会加速形成相依，可以说，中国城市已经从1978年的星星之火发展到2018年的燎原之势。

6月22日，在“中国城市改革开放4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的第16次年度报告，今年报告以“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为主题，由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为首席研究员，内地和港澳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完成。

该报告不仅回顾了40年来中国城市崛起的宏大历程，解读了城市崛起的成功密码，还分析了当前城市面临的四项严峻挑战。报告发布人倪鹏飞表示，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总结中国城市的发展经验，探讨发展动力，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直言，“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这个题目特别好，他很同意“已燎原”这个说法。“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值得纪念、关注和总结的东西，但最眩目的可能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叶裕民则表示，今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非常重视效率，同时很重视城市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这是在告诉各个城市，如果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必须关注效率、关注宜居、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在她看来，这不只是一份报告、一项研究成果，这对全国城市发展都是非常好的导向。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城市的崛起？是否有规律可循？城市未来又应该如何发展？能否克服城镇化“上半场”的诸多问题？我们试图从报告中寻找答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经济格局：南北分化加剧

迈入城市时代，中国城市在普遍崛起，但又并非“齐步走”，竞争力自然有高低。

通过课题组的长期研究，按照指标最小化原则，报告构建了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对2017年内地和港澳台29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289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从排名来看，2017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武汉；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十强为：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澳门、成都；宜居竞争力指数十强则是：香港、无锡、杭州、广州、南通、南京、澳门、镇江、宁波和深圳。

报告认为，经济发展仍然是城市所有发展的基石。从十强城市的区域分布来看，总体分布格局与2016年基本一致，中部仍然只有武汉进入十强城市榜单，除此之外，其他城市基本都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港澳台地区。

倪鹏飞表示，中国城市的成功说明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是经济先解决，经济发展是城市一切问题解决的基础。“这是中国40年崛起最重要、最成功的一个经验。”

在他看来，只有经济发展起来把“蛋糕”做大了，才可能更好地解决贫困、住房等问题，“如果‘蛋糕’没做大，最后也无法解决怎么分配‘蛋糕’的问题。”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成员徐海东表示，总体来看，大多数城市对提升可持续竞争力的热情高涨，城市间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愈发激烈，中西部部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其中，成都排名比去年上升三位，首次进入十强榜单，成为西部地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主要代表。

就宜居竞争力指数来看，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分别有6城、2城、2城入围，包揽前十。对此，徐海东解释说，中国城市间的宜居竞争力水平差异正在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空间分化的态势进一步加剧，“这也说明提高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整体水平，弥合城市间宜居竞争力差距，已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香港、深圳、广州、南京四座城市同时进入三项榜单的10强外，北方城市仅有北京、天津跻身“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单项榜单前十，南方城市表现无疑更为抢眼，这也印证了报告的判断——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南北分化加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今年初天津滨海新区宣布GDP“挤水”，天津的经济竞争力或将大幅“受损”。

人口流动：“北雁南飞”成为新趋势

本次报告也从城市视角对中国经济集聚、人才争夺和产业迁移进行观察，分析了4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特征。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变化，是城市间产业空间重构，比如东中一体的趋势日益加强。

一方面，从城市群之间分析，制造业向中部城市群集聚，高端服务业向东部发达城市群集聚，非城市群内城市制造业向城市群集聚。另一方面，就城市群内部而言，成熟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趋于高端服务业化，制造业向周边扩散。

可以说，经济、人才、产业等指标一直都是衡量城市“实力”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去年以来，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让城市之间的“要素”争夺显得愈发重要。

就人口流动来看，中部地区人口持续回流，东中一体趋势加强，“北雁南飞”成为新趋势，城市间人才大战日趋激烈。

“人口争夺成为了城市竞争的新战场。”当前，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动力也变成了创新驱动型，因此，人的聚集尤为重要。“谁拥有了人口特别是人才，谁就拥有在城市竞争中获胜的最大筹码。”《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成员沈立说道。

报告数据显示，与以往的“人才东南飞”不同，“北雁南飞”成为新一轮人口流动的标志性趋势。在2013年~2016年，位于北方的6大城市群有3个城市群的人口增速出现负增长；而与之相对，位于南方地区的6个城市群人口平均增速明显高于北方，长三角人口增速甚至高达4.97%。“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口正由北方地区向南方地区流动。”沈立说。

而在他看来，“北雁南飞”的主要因素在于两方面。首先，经济发达、产业密集的南方省份始终保持着对外来人口的持续吸引力。沈立解释道：“特别是伴随着制造业高端化、工业智能化趋势的发展，对技术型人口需求不断加强，人才也随之流动。”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因此南方省份生活、生态环境的优越，也是增强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北方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成功密码：火种、春风与燃料

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里，更能直观看到中国城市发生的变化。

比如，从1978年的190多个城市和2000多个小城镇发展到今天的600多个城市和2万多个小城镇，实现了数量的大发展和规模的大扩张；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了去年的58.52%；人均寿命从1978年的68岁提升到2017年的76.5岁；城市微观经济和社会治理逐步迈向现代化……

如此成绩被称为“奇迹”，更重要的是，“中国告别了城乡一体的农业社会，经历以农业为蓝底的城乡分割，到以城市为蓝底的城乡分割，正在走向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倪鹏飞说。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城市的崛起是最近40年，而不是过去100年、400年？报告认为，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改革和开放。具体来说，就是“释放一个动力，通过两个竞争，利用三个杠杆”。

倪鹏飞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动力”即行为主体追求自我发展的原动力，这种自利追求，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火种”；“两个竞争”即市场竞争和政府竞争，犹如“春风”吹起火种；“三个杠杆”则是全球分工、农民务工人员、非农集聚，可视为“燃料”。

他特别提到，不仅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亦对中国的崛起非常关键。

“至少在过去40年，重要的决策都非常正确，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路径、改革目标、开放目标等。在参与全球竞争中我们是受益者，保证了城市的崛起和城镇化快速的推进。”倪鹏飞表示，这也为其他国家城市带来一些挑战，使其不得不调整竞争战略，参与到改善城市环境（营商环境、居住环境）中来。

对于“杠杆”，报告指出，二十世纪改变世界的是全球分工与新技术革命，但使得中国城市崛起的更重要的力量应该是全球分工、农民务工人员和非农聚集。“这三个杠杆，可以说在40年里是中国所独有的。”倪鹏飞说。

对此，现场多位与会专家表示认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跃国更直言，“报告提出城市燎原一个重要的燃料是农民务工人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

的确，1978年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得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同时，随着教育质量迅速改善，劳动力综合素质也显著提高。未来，如何解决这部分已进城劳动力的市民化问题，将是城镇化“下半场”的重点。

警惕风险：泡沫、失衡与分化

当然，繁荣背后不是没有风险与危机，比如，泡沫还在放大，失衡还在继续，分化还在加剧。

报告指出，追求城市的过度增长，必然以脱离实际的过度乐观的虚假需求与脱离实际的供给能力制造虚假繁荣，必将催生和放大城镇化泡沫。同时，包括城镇化的化人、化地、化城与化市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失衡，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失衡，以及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不同区位之间过度分化也在持续。

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改革。

会议现场，叶裕民从“人”角度，提出了对新旧动能转化的新认识。“在这个时代，说高新技术产业是新动能是对的，但谁来创造？从要素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是人力资本继物质资本之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动能。”她解释到，新的产业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从工业1.0到工业4.0，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工程师比例持续提升，“在大的技术进步背景下，工业4.0搞不搞，会不会影响就业，就看工程师能不能培养出来。如果工业4.0伴随着大量的失业，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叶裕民表示，一定要伴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培训来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人力资本积累是城镇化的事情。“进入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基本前提就是人的高品质生活，而人力资本积累则是人的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前提。”

的确，城是人的。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必须从追求GDP增长转向以人为本。正如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所言，下半场的城镇化一方面要遵循城镇化内在的规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还“前半场”的一些债，“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去攻坚克难，来补这个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提出影响发展外部力量正负多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城市过去40年崛起靠的不是原始创新，中国也还没有在重大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因此缺乏核心竞争力。同时，中国不仅面临先发国家的抑制，也面临后发国家“挖墙”的竞争，在变化越来越快的全球化智能时代，每个城市不仅不进则退，发展慢了也会失败，“中国城市必须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