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10年来区域经济巨变:长江中上游为最耀眼

记者 林小昭

近年来，贵州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图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大数据展示中心 新华社图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距今已有十年。而我国的GDP也从2007年的24.66万亿元发展到了2017年的82.71万亿元，十年增幅达到235.4%。与之相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也在这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近十年各省份和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发现西部地区成绩亮眼，排名前四的贵州、重庆、宁夏和陕西增长率均超过300%。

西部四省份增长最快

长江中上游地区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经济增长最闪耀的板块。

GDP十年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5.4%的省份主要位于中西部，其中排名前四的省份都位于西部，增长率均超过300%，分别是贵州、重庆、宁夏和陕西。此外，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也挤入前十名。

西南省份贵州以399.7%的增长幅度高居榜首。贵州是金融危机后成功逆袭的一个典型，它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人均GDP一度垫底。

2010年10月26日，贵州召开工业发展大会，推出“工业强省”战略。同年12月26日，108家央企投资贵州47个项目，总投资达2929亿元。有了央企的推动，贵州的投资驶上了快车道。

近年来，贵州还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

今年2月，苹果公司中国内地iCloud服务将转由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运营。有专家预测，仅iCloud这一项业务，将为贵州每年带来1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收入。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金融危机后，贵州准确地把握了政策和时机，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又抓住了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机会，抓住了产业发展的规律。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长江中上游地区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这几年产业布局和调整效果不错，产业结构比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长三角大量企业转移落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良好。

“西快东慢”转为“南快北慢”

相比增速较快的省份，金融危机十年来，有11个省份近十年GDP增幅低于200%，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

2008年之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外贸出口基本达到饱和，其中外贸出口依赖度较大的地区进入到发展瓶颈期。此外，随着土地、人力等各种要素成本的显著上升，不少产能向成本要素更便宜的东南亚和内陆地区转移。

但广东、浙江等地区在2008年受到较大冲击后，积极探索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比如推进机器换人等计划。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转型的阵痛，经济增速相对有所放缓，但转型升级已初现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中西部之间的分化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的甘肃、山西、河南等地近十年增幅都低于200%。

此外，东北、华北地区普遍增速较慢，辽宁、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十年增幅都位列下游。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2013年以后，随着能源价格走低，这些地方的经济也随之下行。

吉林的十年增幅达到了192.6%，在东三省中相对较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吉林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一方面，相比辽宁和黑龙江，吉林的能源产业占比要小很多，受能源下行冲击较小。另一方面，吉林的汽车、轨道客车等装备制造业以及光电子、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都相当不错。其装备制造产业正在打造产业集群，也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整体上看，2013年后，我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经济增速开始拉开，我国经济增长由“西快东慢”转变为“南快北慢”。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认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双创领域也呈现出同样的表现，即南北差距正在拉大，毕竟创新驱动正在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抓手。

合肥领跑城市经济

与省份的经济增长和位次变化相对应的是，来自中西部的城市经济增速名列前茅。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对46个主要城市（包括39个GDP总量超过5000亿的城市和其他二线城市）过去十年经济总量的比较发现，有7个城市的十年GDP增幅超过了300%，并全部来自中西部地区。

其中，合肥和贵阳的增速位列前二，且增幅都超过了400%，分别为440.7%和408.3%。

合肥紧邻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并拥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较低的综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资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加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获批和建设，作为该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荣事达、海尔、格力、长虹等家电巨头落户，一举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

此外，长沙的十年GDP增幅也很亮眼，排在第三位，去年更是进入到GDP万亿俱乐部的行列。过去这些年，长沙在其主打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等领域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山河智能等体量较大的企业。

从全国的位次来看，长沙的经济总量从2007年的第26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3位。位次大幅上升的还有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大城市。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像成都、武汉、重庆这些高教资源丰富的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将重新崛起，逐渐回归到原有的位置。

相比之下，在榜尾端，十年GDP增幅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沈阳、大连、唐山、哈尔滨、太原、石家庄等地，这些城市主要位于能源重化省份，近几年随着能源下行，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较大。

另一类则主要包括东莞、温州、烟台、佛山、无锡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明星城市。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树华认为，未来这些外贸明星城市的转型升级首先应该立足于以前的发展基础，着眼于产品的转型，把产品的技术研发做上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其次，产品的市场要调整，不仅要关注新兴市场，也要好好开拓内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