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他们的财富观一直被认为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企业家看作社会中创造财富并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稀缺资源，认为其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因此，企业家群体的财富观也往往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西方，有一种观点是“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受托人”，在数百年的商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也逐渐看清楚了生命的本质和财富的属性，并将自己创造的财富投入到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以获得生命喜乐幸福的本质属性。而在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企业家们的财富观从关注小我到反哺社会，逐渐与国际接轨，他们中的代表，比如许家印、邵逸夫、曹德旺等，成为中国新一代慈善企业家的代表。
9月13日，国家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许家印等爱心人士荣获这一慈善领域的国家最高奖。据统计，许家印已成为现金捐赠额累计最高、荣获中华慈善奖次数最多的爱心人士（共8次），并多年获评《福布斯》中国首善，成为中国新慈善的代表人物。
窥一斑而见全豹，回顾恒大的公益慈善之路，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家回馈社会的财富观正在形成。
01、许家印的财富观
许家印是穷苦人出身，在他的财富基因中，感恩可能是推动他不断反哺社会的最大动因。
9月13日的表彰大会上，许家印在发言中回顾了自身的贫困经历以及成长历程，对党、国家、社会给予的帮助充满感恩，“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就离不开农村；没有国家每个月给我14块的助学金，我就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恒大的今天。所以，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饮水思源，我们一定要回报社会，一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创立恒大后，许家印一刻也没有忘记回馈社会。据统计，许家印和恒大集团从1999年投身于国家希望工程建设开始，其113亿元捐款跨越民生、扶贫、教育、环保、体育等诸多领域。
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恒大的毕节扶贫。
从2015年12月开始，恒大结对帮扶毕节市，他们抽调2108人组成扶贫团队，常驻乌蒙山区，无偿捐赠110亿，目前已经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帮扶30.67万人实现初步脱贫，到2020年帮扶全市103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恒大在毕节持续无偿的投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的赤子之心。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在其记述恒大毕节扶贫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代大决战》中深情地写道：“老百姓说你好，可不是仅凭做的一件事、两件事，要看是一时的还是长期的，才能定性；要看他们的家园是否真的旧貌换新颜，幸福满屋；要看你是真心帮他们，还是为了炫耀或者别有所图……”
02、中国企业家财富观的进步
在中国，像许家印这样，财富观、慈善观正在发生改变的企业家不在少数。
詹姆斯·C·柯林斯在其名著《基业长青》中总结了全球最优秀长寿公司的许多相同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的核心价值就是怎么能够保持这个组织长盛不衰的一些信条，它不是特定的文化内容，更不是具体的作业方式，也不是短期的盈利目标，是在赚钱之外还能够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能够指导着企业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很多企业家在盈利或者上市后会面临着关于财富的困惑，比如财富的创造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义务，但它之于企业和企业家，到底是什么？是会遮蔽双眼的万恶之源？还是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符号代表？又比如财富的传承问题，企业家是把自己的财富全部留给后人还是反馈于社会？古往今来太多鲜活的例子证明，如果创业者只是基于“淘金”的形而下的财富观，就难以完成从个人英雄到商业领袖的跨越，企业注定会在“数钱”中死去。
在这个激烈竞争导致喧哗浮躁的年代，企业和企业家更需要的是对“财富之上”的理解，对许家印来说，财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很少有企业像恒大这么坚定地站在财富社会化立场。恒大成立于1996年，但它的第一笔慈善捐助发生在1998年，成立2年恒大为抗洪救灾捐资500万元。这在企业普遍寿命只有两年多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许家印的慈善观进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觉醒。企业家正在成为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据民政部数据统计，15年来，中国慈善榜统计的年度捐赠额在不断攀升，2004年，上榜的50位慈善家合计捐赠款物10.29亿元，2017年度上榜慈善家前50名合计捐赠款物近90亿元；2004年慈善榜上捐赠过千万的慈善家不足10个，到了2017年，捐赠过千万的慈善家数量近70个，其中捐赠过亿的慈善家有23个。
他们捐资助学，在扶贫、教育、助困、体育等各个方面不计回报地投入，让古老的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变为现实。在入选2018年7月公布的福布斯2018中国慈善榜100位企业家中，现金捐赠总额达到173.1亿元，许家印以42.1亿元的现金捐赠总额居于首位。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企业家与社会改革共振的结果。
03、做社会财富的“受托人”
卡内基认为企业家已经从上帝赋予的财富创造天赋中获得了生命的价值感，因此应该把自己理解为上帝所赋予财富的人间受托人。这种“受托人”思想，正在逐渐影响中国企业家。
安德鲁·卡内基，美国钢铁大王，慈善家
这种受托人的思想，在中国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是为社会创造财富。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在回答央视记者“民营企业在改善民生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时，许家印认为，民营企业依法依规、专心专注、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企业，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解决更多的就业，上缴更多的税收，这就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民营企业为改善民生所做的最大贡献。许家印进一步提到，民营企业在改善民生方面实际上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截止到去年底，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60%，就业占比超过了80%，税收占比超过了50%。恒大成立22年来，已累计纳税1850多亿，慈善公益捐款100多亿，直接解决就业260多万人。
其二是商业向善，财富回馈社会成了很多企业家的共识。穷苦出身的许家印对慈善执着不已，在他看来，公益事业不仅仅是兴之所至的善念，而是一种常态。恒大在做慈善切实解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让我们看到了一家商业企业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大有可为。
对比中西方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的企业家们从事慈善想的是拾遗补缺，他们大多喜欢成立私人基金会、家族办公室或者捐赠者指导型基金，来给具有鲜明个人喜好的慈善事业捐款；而中国的企业家受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做慈善骨子里还是“家天下”情节，就是想改变这个社会，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一些大问题。
通过创造财富，再不断反馈社会，许家印在慈善这条路上，和他的前辈们一样，正在成为商业世界乃至于这个时代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依靠，最值得托付的受托人。
本文来源：网易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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