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人口下降不可避免 但没有必要鼓励生育

（原标题：专家：人口政策转向鼓励生育没有必要）

网易研究局NO.511

作者|刘明彦（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

今年是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第四个年头，从刚刚过去的2018年人口数据看，全面放开二胎并没有出现政策制定者希望的人口出生超过2000万的井喷，而是保持相对稳定的1600万左右，随着育龄妇女人数的锐减，出生人口数量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人口由于老龄化而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出现下降，人口赡养比将进一步上升，有专家预测届时中国经济会因劳动力不足而出现严重下滑，于是有专家建议不仅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建议进行生育奖励，更有有过激的专家建议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解决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不要总是奢望所谓的人口红利，建议通过结构性改革激发农村人口的潜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无需恐慌

根据对老龄化的定义，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即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1999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当时就有媒体惊呼中国未富先老，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其实目前除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日子过得也没有想像的那么糟，只不过经济增速放缓而已，那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且消费驱动式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高速增长。中国较快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主动控制了人口增长，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们的生育意愿会明显下降，而育儿成本会快速上升，加之城市人口本身受就业、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生育率本身就较低，生育率下降已是无法避免。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2017年达到77岁，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68岁。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人均寿命为60岁，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均寿命仅为65岁，这就是他们人口年轻化的重要原因。

与庞大的就业人口压力相比，老龄化只是一个概念

老龄化的标准应当与时俱进，将60岁界定为老人已经太LOW了，而且如果老人积累的财富能够满足自己养老需要，老龄化就不那么可怕。相反，为了维持工作人口的高比例而鼓励生育，就是目前来讲，中国人口总量已达14亿之多，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庞大的人口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发达国家人口将翻一番，这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的恐慌。如果中国没实行计划生育，目前的人口可能超过16亿，那每年毕业大学生就不只是800万人，至少超过1000万，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容纳就业的主力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持续解决就业问题，因此，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这一现实，人们就不应该过度批评计划生育，当然现在转向自由生育也不会带来多大的人口压力，但转向鼓励生育就没有必要。在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就业难度不断上升的当下，片面追求所谓的年轻人口占比这一并无实际价值的指标，无疑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欧洲教训表明，引进国外劳动力化解老龄化难题是一剂毒药

目前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人口主要是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妇女，生育率高达6-8个，远远超过中国目前1.2左右的水平，但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贫穷及战乱不断的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妇女基本未接受教育，也是世界难民的发源地。因此，那些建议引进国外劳动力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基本上只能从这些地区引进，当然如果能引进欧盟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人才会更好，但后者基本上不大可能。但从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接收难民，来化解老龄化难题的效果看，引进国外劳动力显然是饮鸩止渴。数据显示，德国近几年接收来自叙利亚等战乱国家的难民高达百万，默克尔当初迎接难民并不只是出于大国责任，还有希望年轻的难民劳动力能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的如意打算，但事与愿违，资料显示这些难民根本无法融入德国社会，长期无法实现就业，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和动荡的根源。因而希望引进国外劳动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实行结构性改革，尤其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化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失业率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中国却影响力甚微，原因是中国的失业率被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的充分就业水平，因其不涉及农村人口，而目前农民工的人数高达2亿人，他们主要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大多数没有三险一金，甚至少数都没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将农民工的失业纳入官方的失业率统计数据，那中国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因此，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只是由于房价、房租、物价等因素推升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而已。目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城市比农村严重，因为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更彻底，但如果能真正推动结构性改革，逐步取消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加速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充分激发现有劳动力的潜力，提升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化解社会老龄化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