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出生人口降200万！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原标题：梁建章：出生人口降200万！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网易研究局NO.518

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比上年减少整整200万。而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对2018年出生人口的高、中、低预测分别为2294.3万、2188.6万、2082.4万；对不放开二孩假设下2018年出生人口的预测为1724.8万。

这意味着，现在公布的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比卫计委当时最低预测要少559万，比假设不放开二孩条件下的预测出生人口还要少201.8万。

虽然我们一直警示中国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但现在看来，我们之前的估计依然过于乐观。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后，我们曾预计出生人口在2017年达到高峰，但实际上在2016年就达到了，在2017年就开始减少。之前，我们还预计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开始急剧减少，但这种剧减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

“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二孩数量或减半

可以预料的是，出生人口在2018年减少200万的基础上，在2019年及以后的年份中将继续快速萎缩，虽然下降速度将有所放缓。这不仅体现在二孩人数，也体现在一孩人数的快速萎缩。

由于人们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会生育二孩，而且按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生育一孩的母亲中，恐怕只有一半左右会生育二孩。所以在育龄女性年龄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二孩数量应该会显著少于一孩数量。但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中，二孩却比一孩要多出22%，说明883万二孩中恐怕有一半以上是由堆积生育或者二孩母亲数量较多等暂时性因素带来的。

尽管2018年出生人口的孩次信息尚未公布，但其中的二孩有相当部分应该还是来自于堆积生育。随着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二孩数量很可能减半。即使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带来的三孩和四孩，也将远不足以弥补二孩人数的回落。

两大原因导致一孩数量锐减，“进度效应”显现

除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堆积效应结束导致二孩人数锐减外，一孩人数将继续快速减少。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育龄高峰期女性在未来十年将减少接近40%，也就是进入初次生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减少。二是一孩生育率萎靡不振。根据2016年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一孩生育率仅为0.69。 如果一孩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那说明90后女性大约有31%将终身不育。

不过， 我们倾向于认为，一孩生育率降得快的原因之一是进度效应，就是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大幅推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一孩生育率在未来有望小幅回升，但因为在延迟生育的女性中，有很大比例未来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生育愿望，这种回升的幅度有限。

下图显示的是1950-2018年每年的出生人口的历史回测数据，以及我们对2019-2100年每年出生人口的预测。此预测以2015-2018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为基准，假设2019到2021年的实际生育率分别是2016年堆积反弹时生育率的0.82到0.75倍，并采用2016年抽样调查的相对年龄别生育率数据作为生育率分布模式。根据我们上面对堆积效应的分析，我们不认为这些假设会高估未来实际生育率。

根据这一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在几年后将继续快速萎缩，并在2027年前后降到1000万以下，也就是低于19世纪初清朝的出生人口水平。

2018年，未来100年以内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

可以肯定地说，2018年出生人口虽然再创近年新低，但却是自2018年到至少未来100年内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中国未来每年出生人口再也不可能超过1500万，而是在向1000万以下急速滑去。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这种下滑将不会见底。

从全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是非常严重的，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在强劲的低生育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而等到生育率最终稳定，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

养育成本和看护困难，是生育意愿的最大痛点

出生人数减少的背后是生育意愿低迷，而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高昂的养育成本严重抑制了生育意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每年的花费约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实际上，这种昂贵的养育模式与少子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这样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父母还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育儿家庭。

大力鼓励生育，人口危机解决之道

有人认为，奖励生育，等于是用少生孩子家庭的钱来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不公平。我们认为，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即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7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是常态。对生育家庭的经济奖励，往往是累进制，特别是奖励第三个及以上的孩子，金额可让新生儿父母维持体面的生活，产假和育儿假甚至长达一年半，而雇主也被要求对育儿母亲甚至父亲提供再就业保障和育儿便利。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注重规划托儿和育儿的设施和服务，确保义务教育，为家庭解除养育的后顾之忧。在这些措施下，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生育率近年都略有回升，但迄今还没有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的先例。

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严重。在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的困难，需要更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