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公共资源更好，能够吸引较多企业去设立企业总部或者区域总部，以及吸引很多中高端人才的流入。]
财力，体现了一个城市真金白银的硬实力，决定了这个城市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契税优惠等方面的投入，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而财力的直接体现就是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018年，有22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了700亿元，有15个城市超过了1000亿元，其中位居前十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苏州、天津、杭州、广州、武汉和南京。
而这一位次排序与城市的经济总量、行政级别、财税体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15城超1000亿元
22个财力超过700亿元的城市中，有14个来自东部沿海地区，6个来自中西部地区，2个来自东北地区。
此外，这22个城市包括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4个直辖市；深圳、青岛、宁波、厦门、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还有杭州、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郑州、长沙、济南、沈阳、合肥这10个省会城市。可见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财政收入也比较高。
虽然22城中只有苏州、无锡（楼盘）、佛山（楼盘）这三个城市是普通地级市，但也是目前普通地级市中经济总量前三的城市。
从省份来看，这22个城市中，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和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各占3个，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和第四经济大省浙江各有2个。这四个经济大省共有10个城市入围，也凸显了沿海四大省的经济实力。
22城中有15个城市财力超过了1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个。新进入“财力千亿俱乐部”的城市是无锡。
2017年，无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11.80亿元，成为继苏州、南京之后江苏省第三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18年，无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012.28亿元，比上年增长8.8%，不仅增速达到2012年以来最好水平，同时又成为继苏州、南京之后，江苏省第三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超千亿元的设区市。
天津持续负增长
财力前10强中，上海和北京依旧遥遥领先。2018年，上海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108.15亿元，比上年增长7.0%；北京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5785.9亿元，增长6.5%，完成年度预算任务。
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强一线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此外还集聚了一大批央企、国企的总部以及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因此税收收入也最多。
在京沪之外，前10强城市中，天津的位次变化较大，由2017年的第四位降到2018年的第六位。天津也是22城中唯一财力增长为负的城市，为-8.8%。
实际上，2017年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是负增长，为-10.4%。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减税降费以及财政收入挤水分，做实财政收入。
天津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天津一般公共收入2106亿元，完成预算94%。其中，税收收入1625亿元，比上年增长0.8%，占一般公共收入的77.2%，比上年提高7.7个百分点。
天津市财政局分析，当前天津正处在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战略性调整关键阶段，在上年淘汰落后产能、整治关停“散乱污”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培植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动能产业，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力清理非税收入等减负措施，财政收入规模相应下降，质量结构有所优化。
对于2019年，天津市财政局分析，当前天津正处在战略性调整阵痛期，动能转换的任务十分艰巨。财政运行存在较大压力和挑战，新老减税清费措施叠加将产生较大减收，传统优势产业税收增长乏力，新动能税收支撑能力不足。
因此，2019年天津的目标是，在持续大幅清费减负的同时，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980亿元，降幅收窄至-6%左右。其中，税收收入预算1738亿元，增长7%；非税收入预算242亿元，下降49.8%。
除了天津，重庆市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0.6%）也几乎为零，其中非税收入下滑，收入质量得以提升。
在天津、重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财政质量等因素使得财力增速放缓的同时，杭州、南京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大幅增长，两市的增速都超过了15%。尤其是杭州，在2016年赶超广州上升至第7位后，已经连续两年增速领跑。2018年，名义增速更是达到了16.44%，高居第一。若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2019年杭州地方财力有望赶超天津，名次继续提升。
不光增速快，杭州的税收质量也很高。数据显示，2018年杭州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1651.21亿元、非税收入173.85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90.5%，税收收入占比保持副省级城市首位。
财税专家、中山（楼盘）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杭州这几年在阿里巴巴的带动下，信息经济产业快速增长，进而吸引了大量服务业人才、中高端人才从全国各地集聚到杭州。杭州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恰恰是杭州电商、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体现。
影响财力的因素
影响城市财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速是首当其冲的原因。
经济总量靠前的城市，财税收入也会比较靠前。比如15个“千亿财力”城市恰好都是“GDP万亿俱乐部”的成员。
2018年，随着宁波和郑州的加入，我国共有16个城市进入到GDP万亿俱乐部的行列。在这16个城市中，仅有长沙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尚未进入千亿行列。不过，长沙目前的财力水平位居第16位，成为距离千亿财力大关最近的城市。
经济增速方面，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时，财政收入也会受影响，比如上述提到的天津和重庆。
再比如佛山，按照2018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佛山市去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万亿元，但最终还是差了临门一脚，GDP为9935.88亿元，增长6.3%。
作为工业制造业大市，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佛山的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数据显示，2008年，佛山GDP高居全国第11位，排在武汉、成都、南京等大区中心城市之前。但2018年，佛山GDP总量被郑州超过，退至全国第17位。去年佛山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03.14亿元，同比增长6.32%，排名也从2017年的第19位退至第22位。
此外，城市的产业结构、行政级别、财税体制等也是影响财力的重要因素。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般来说，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公共资源更好，能够吸引较多企业去设立企业总部或者区域总部，以及吸引很多中高端人才的流入。因此，这些城市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而由于第三产业税收占比相对高一些，财税收入也会比较高。相比之下，以制造业为主的普通地级市的税收占比要低一些。
财税体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四大直辖市和深圳、厦门、宁波等计划单列市等，因为财税体制上直接与中央分成，所以自身留成比例高。比如，厦门的GDP在全国仅位居第50位左右，但财政收入却高居第17位。
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在上交中央财政的同时，还要上交省级财政，所以留成比例要低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所在省的区域发展均衡情况，也会对城市的财力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所在省的区域发展较为均衡，那么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压力就会小很多，作为发达中心城市，上交省级财政的比例也会小一些。
相反的，如果所在省的区域发展差距较大，那就需要更多的省级财政来转移支付，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省内有计划单列市的情况下，一些省会城市、经济大市就要做出更多贡献。
这其中的典型就是广州。经济总量排名第4位的广州，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排第8位，在杭州之后。但这不说明广州的经济发展不如杭州，或者说广州的GDP含税率不如杭州。事实上，广州每年产生的财政总收入要比杭州高了近一倍。
2018年，广州的财政总收入合计6205亿元，其中约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省，自己只留下约四分之一。而同期杭州财政总收入3457.46亿元，仅为广州的56%，但杭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25.06亿元，比广州高出193亿元，自留的比例达到了53%。也就是说，广州本身产生的财政收入并不少，但自留的比例比较低。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表示：“需要广州扶持的是一个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很多的粤东西北地区，它们需要大量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此外，计划单列市深圳不用上交省级财政，因此广州的压力非常大。”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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