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城市数据，为什么垃圾与GDP一起增长？

从2014年到2018年，国家生态环境部连续5年发布《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记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从2013年到2017年固体废物的情况（城市生活垃圾是四类固体废物之一）。在梳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城市越发达越光鲜，垃圾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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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画面被媒体大量转发，引起热议，不过讨论的方向有点偏↓↓↓

图据网络

有人说，垃圾分类“逼疯”了上海人。事实上，随着另外45个重点城市陆续出台政策，垃圾分类将从“上海卷”扩展到“全国卷”。

不禁会问，分类工作由点到面，为什么从这些城市下手？到2020年底，如果不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将会怎样？要解答这些问题，可以从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下称《防治年报》）中寻找答案。

从2014年到2018年，《防治年报》已连续发布了5年，记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从2013年到2017年固体废物的情况（城市生活垃圾是四类固体废物之一）。在梳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城市越发达越光鲜，垃圾也越多。

01

填埋与焚烧

我们为什么急着垃圾分类？

《防治年报》展现了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的过程。

注：《防治年报》中每年向社会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大、中城市数量并不完全一致。2013年263个；2014年244个；2015年246个；2016年214个；2017年202个。制图：城市进化论

就全国而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垃圾，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不过，从《防治年报》来看，五年时间，公布数据的城市数量在减少，但公布出来的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5%。

“每人每天产生约1KG的生活垃圾，一个城市每天产生万吨级的垃圾”，当垃圾被扔进垃圾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垃圾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以为从此与这些废弃之物再无瓜葛。

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人：并非如此。

填埋和焚烧，是全世界处理垃圾的主流方式。

每个城市边缘，都有一个叫做“垃圾填埋场”的地方，或者有很多个。自2008年，摄影师王久良花了3年时间绕着北京五、六环走了一圈，锁定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填埋场，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圆点，把北京团团围住。

“垃圾围城”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也不是北京才面临的现实难题。国家住建部此前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600多座城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

因为成本低、又能大量消纳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方式在国内被广泛应用。

然而，无论是日处理生活垃圾约9000吨左右的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还是日处理能力10000吨级的西安江村沟生活垃圾填埋场，今明两年都将达到填满封场的饱和状态。同样来自住建部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焚烧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一道曙光。“完全符合排放标准的干干净净的焚烧，在垃圾安全和减量化方面是最彻底的。”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垃圾焚烧是解决垃圾围城的骨干力量”。

但就各地情况而言，“干干净净”很难普遍做到，垃圾焚烧和中国其他环保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譬如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占比很高，湿垃圾不但影响发电效率也给尾气处理带来压力；譬如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产生二次环境危害；譬如应该进入碳的生态循环的湿垃圾也被一把火烧掉，土地不停地向人类供应碳产品，而碳却并不能循环回土里，而是变成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垃圾太多，无处可埋，也侵蚀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垃圾太杂，焚烧有害，也并不符合绿色循环的理念。

开辟新的填埋场，建造更大的焚烧炉，都不是城市突围垃圾困局的思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分类呼之欲出。

奔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而去，从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级到更生态的方向，在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之后，再进行焚烧或填埋——是这次遍及全国的“全民垃圾分类运动”希望勾勒的蓝图。

02

深圳与重庆

为什么垃圾与GDP一起增长？

前面说了，城市越发达越光鲜，垃圾也越多。

在梳理《防治年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十座城市里，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均在其列，剩下的名额也主要被副省级城市占据。

从2013年至2017年，北京、上海一直稳居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数一数二的位置。这五年，两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北京GDP增长了43.59%，垃圾产生量增加了34.26%；上海GDP增长了39.49%，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2.21%。

2013-2017年生活垃圾生产量排名前十的城市 制图：城市进化论

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为观察范本，北京2017年的生活垃圾产量超过了25个省级行政单位——更具象来说，如果用载重5吨的大卡车来装这900万吨垃圾，两辆一排，可以从云南西双版纳排到哈尔滨。

进一步的，城叔进行了简单的数据处理，希望解答大城市垃圾产量更大的原因。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常住人口÷365天=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人均GDP÷365天=每人每天产生的GDP。将这两项数据对比发现：每人每天产生的GDP越多，产生的生活垃圾也越多。其中，深圳和重庆的表现最具代表性。

以2013年为例，每一天，每个深圳人能够产生374元的“价值”，属前十座城市的最高值，也能制造1.34千克的垃圾，也是最高值；每个重庆人虽然只产生117元的“价值”，是最低值，但也只制造0.42千克的垃圾，同样是最低值。无论是“价值”还是“垃圾”，相比深圳，重庆都只产生了约30%的体量。

从人均创造能力来看，城市的生活垃圾制造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越发达的城市垃圾压力自然也越大。

对此，薛涛分析，有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导致了这一现象。

一方面，越是发达的城市，垃圾制造量越多。“比如工作节奏紧张的一线城市，不但消费水平高，还越依赖快餐外卖。这全都是混合垃圾，社会发展节奏的变化，带来了大量的垃圾增量。”薛涛说。

另一方面，则是少有人注意的废品回收体系。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发达城市的居民更少参与拾荒匠等组成的废品回收体系，这样一来，被湿垃圾污染的垃圾混合影响了可回收物的清拣；而随着处理体量的增加，一些低价值的可回收物也被放弃，直接进入末端垃圾处理环节。薛涛解释，“垃圾中循环因素的减少，也带来了垃圾的增量。”

城市越来越发达，垃圾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急迫。

梳理目前公布的信息，我们发现其实每座城市的分类标准不尽相同。

上海：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北京：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

深圳：玻金塑纸、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废旧家具、废旧织物、年花年桔、果蔬垃圾、绿化垃圾、餐厨垃圾

成都：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但不管标准如何变，厨余垃圾/餐厨垃圾/湿垃圾都有了单独的垃圾桶。

在薛涛看来，从投放端就进行干湿分类，一来可以不让湿垃圾污染干垃圾，增加干垃圾的循环指数；二来对湿垃圾的额外处理，可以产生额外的生态价值——沼渣的循环利用，实现一部分碳归于土地的生态循环。

推动干、湿垃圾的分离，正是这波城市垃圾分类的重要价值之一。毕竟可回收的回收了，有害的无害化处理了，湿垃圾进入生态循环了，剩下的干垃圾，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带给城市的压力都小了许多。